作者：江南说书人
一个工程师治理的国家，上限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想明白了这一点，俾斯麦反而对于促进普明结盟更加热忱了。
19碗炸酱面+2个卤蛋也不是白吃的。
在餐桌上，朱富贵也与俾斯麦谈定了几件事情的初步意向。
一是，大明皇家成衣厂立即赶制一批普鲁士军装样品，交由俾斯麦带回柏林让威廉一世御览。
二是，俾斯麦直接拍板，签署了《明—普鲁士教育理论共识》。
说起教育，如今在欧洲，普鲁士教育模式可谓是迎风臭三丈的反面典型。
在教育问题上，俾斯麦惊喜的发现居然能在遥远的东方，或者说是美洲找到知音。
从腓特烈大帝开始，普鲁士便开始推行义务教育。
即国王使用国家税收，而非是向学生收取的学费，来推广覆盖平民的基础教育。
早上八点进入课堂，每堂课统一时长，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校服，上课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问题先举手，老师如长官，按铃声统一所有时间段的功能性分配，统一学龄制，统一考试，统一惩戒与奖赏。
总而言之，以加工机械零件的方式，对每一个孩子进行强制性的基础教育，这就是普鲁士教育体系的精髓。
而这一体系的终极目的则是：“创造一个被训练得服从政府、敬畏上帝、勤奋和节俭的人民的帝国。”
这样的做法自然受到了如潮的抨击。
英国的自由派学者们说：“普鲁士体系的主要设计缺陷是连贯—干扰问题，其源于一个事实：同一知识对不同学生可能产生不同影响。一个孩子可能会增加知识体系的连贯性。另一个孩子将遭受知识干扰。因此，普鲁士模型臭名昭著地违反了学习的基本规律，该规律认为学习必须是自主的，并且是快乐的。”
普鲁士的诗（公）人（知）们说：“普鲁士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轻人和老人，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我们首先要是一个人，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普鲁士人。”
就连贝多芬也认为：“日耳曼人简直就是一群掉了队的人。他们打乱了欧洲文化的历史进程。在拿破仑企图解放我们的时候，德国人竟然还作出抵抗行为。”
不过贝多芬无疑忘记了，他8岁师从宫廷老管风琴师H·伊登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及管风琴，同年第一次登台演出，这是贫民阶层子女一辈子无法接触到的素质化、个性化、专业化教育。
第429章 第二次明普同盟
站在历史的山峦之上俯瞰这个时代，朱富贵当然坚定地站在小镇做题家的一边。
无论是几年后一飞冲天，搅动整个世界的普鲁士—德意志民族，还是后世隐忍四十年，终究图穷匕见，朝着民族宫殿的王座发起冲刺的中华民族，他们的崛起无不依托于做题家们堪称残暴的力量！
甚至后世的美帝，也不过是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做题家们被狗粮吸引并圈养后托举起来的乌托盛世罢了。
若没有中印日韩出产的做题家（或者因为马斯克单列一个南非？），哪里有欧美人快快乐乐地学艺术、学哲学、追求实现多姿多彩人生的空间？
所以从一开始，大明的教育系统走得也是无可争议地义务教育道路，绝无快乐教育的生存土壤。
真正的素质教育绝不是快乐教育。
教育必然是不快乐的，因为教育本身就违背人类的天性。
如果顺从人类天性，顺从快乐，那么除了个别天生热爱学习，我学习我快乐的异种神兽，大部分普通人最终只会堕入深渊。
即便是要成为一个安心躺平的废宅，其实也是经历了系统的学习，了解了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甚至懂得自我管理，绝不是某些国家快乐教育教出来的造粪机器，外加刑事犯罪制造机们可以比拟的。
基于拥有系统的特殊机制，朱富贵当然很重视培养文化艺术。
之前去毛利敬亲所在的小学探班，发现他这个手工课老师“被生病”后，组织了多部门的调研，并在全教育系统明确体育课绝不能被侵占的红线，并鼓励艺术教育。
不过由于家庭经济水平对于子女美术、音乐成绩影响过大，艺术类不可纳入全国性考试纲程。
艺术专业也需要参与普通升学考试。
至于说会不会对大明文化崛起产生不良影响，朱富贵认为肯定是有的。
必然会有某些艺术奇才被基础教育的大过滤器筛除。
不过必须要看到，如今这个时代，传统音乐、绘画其实已经日薄西山，不再是文化斗争领域的主流了。
报纸、杂志、广播等新媒体才是文化斗争的主战场。
更不要说，电影工业这个必将横扫一切的后起之秀。
而从事这些行业，基础的文化课程学习积淀必不可少。
反正朱富贵是绝不希望在未来某一天看到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解个一元二次方程就算才女，写个讣告能做写出“国土无双”的文艺圈乱象的。
总而言之，从思想上到实践上，朱富贵在大明所践行的其实就是“普鲁士系”演变而来的后世义务教育。
不过在说辞上，朱富贵自然不会和俾斯麦一行这么说。
而是将大明的现行教育体系称之为“中国传统教育的自然延续和再创新”。
作为科举制，或者说公务员考试选拔制度的发明国家，朱富贵声称大明现行制度来源于中国古代先贤一点问题都没有。
别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就连俾斯麦也表示，普鲁士的教育模式确实曾经参考过伏尔泰等人对于中国制度的描述。
所以东西方两大做题家之国达成共识，“明—普鲁士教育体系”是一套具有古老传承的，但两地如今分别起源却不谋而合的教育模式，是普惠且解放生产力的。
除了达成共识，在国际舆论战场上相互支持之外，朱富贵还趁机提出大明国子监历史系与波恩大学海因里希·冯·西贝尔教授团队一起修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史（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这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不是指几十年后把威廉老弟的孙子赶下皇位的那场世界大战。
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后世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是一场战争，只不过中间有一个长达20年的休战期罢了。
法国人肯定狂喜，毕竟这样巴黎就是坚守20多年才举起白旗了。
当然了，这种说法有些欧洲中心论。
毕竟对于中国来说，两场战争的区别是极大极大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底层逻辑还是新兴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灭亡。
朱富贵认为，1914年发生的那场战争根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因为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早已经发生，而且波及的地域、人口、民族、国家，远远比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要多得多。
而朱富贵的老祖爷，朱八八同志，以及他的外祖父陈公，正是这一场战争的亲历者。
没错，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是蒙古—元帝国扩张及灭亡，同时发生在世界岛两端的战争。
除了因为没有波及新大陆，蒙元的战争从各个维度上来说都当之无愧是一场世界大战。
草原游牧、儒家文明圈、穆斯L文明圈、耶教文明圈、印度文明圈，全都受到了这场海啸的影响。
而很凑巧，宋—明帝国，条顿骑士团—普鲁士王国，正是一东一西，抵抗蒙古人铁蹄的重要力量。
当然，说是“重要”两者其实不可同日而语，条顿给哪怕挫宋提鞋也不配。
不过至少从理论上，找到明普同盟的历史传承。
所以这一次大明和普鲁士的结盟，可以史称第二次明普同盟。
朱富贵提出和普鲁士人一起修史，主要就是要明确蒙古人到达欧洲的具体位置，以及将钓鱼城的伟大故事写进普鲁士的历史教科书里。
哪怕只是一小块补充栏目。
钓鱼城守将王坚、王力及全体军民固守坚城53年，期间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直至南宋灭亡且忽必烈答应不伤百姓一人，才弃城投降，保全百姓后守城36名军官无一人摇尾乞怜，全部拔剑自刎。
朱富贵大帝亲自题跋《千古忠烈第一》（来自【雨石文化工作室定制毛笔字手写字画真迹办公室题字挂画客厅行书书画作品装裱】），等光复巴蜀之时，准备重建庙祠，并悬挂上去，以表达大明皇室对于36位英雄的敬重之情。
除了事迹忠义英勇之外，钓鱼城还有另一个特殊意义。
在钓鱼城，王坚击毙蒙哥大汗导致蒙古第三次西征无疾而终，蒙古各路军队赶回草原争夺大汗之位，欧洲和穆斯L文明终于在蒙古铁骑之下求得一寸生机。
后世有人说，欧洲人把钓鱼城称作“上帝折鞭处”，穆斯L把钓鱼城称作“东方麦加”。
朱富贵不清楚这些说法是怎么来的。
至少他并没有听说过有欧洲或者西亚的朝圣者来对这36位中华圣人顶礼膜拜。
甚至朱富贵审问过很多白奴，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大学生，他们都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钓鱼城”的故事。
所以“上帝折鞭处”、“东方麦加”这种头衔，大概率也是后世国人出于心里安慰自封的，又或者是类似李约瑟这样的人给评的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称号，算是一种恭维。
但这一次，朱富贵是认真的。
自封的也好，别人恭维的也好，朱富贵决心将之变成现实。
将钓鱼城的事迹写进普鲁士的历史教科书，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富贵也不得不在别的领域做出一些小小的让步。
而且对于普鲁士版教科书中尬吹条顿骑士团的内容，大明也只好视而不见。
毕竟普鲁士人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说法，并且积极参与修史最大的动力自然就是给老祖宗贴金，并且给自己的正统性加分了。
虽然鬼晓得条顿、兴登堡、普鲁士之间的传承究竟有几分正统性，但俾斯麦和随行的容克军官们，似乎都对此极感兴趣，甚至有“我特么怎么早没想到”的感慨。
“不过……”
俾斯麦在签下自己大明的同时，有些疑惑地问道，“道理我都懂，只是皇帝陛下，为什么这场战世界大战，要叫做‘第一次世界大战’呢？”
第430章 赠送国礼
晚宴之后，俾斯麦向大明天子献上了朝贡的贡品。
好吧，至少《大明时报》对内，对倭岛都护府，对南洋等地都是这样宣传的。
当然，这实际上就是互换国礼，很正常的外交礼节。
俾斯麦代表威廉一世向朱富贵赠送了一把镶满宝石的条顿骑士佩剑。
“这是一把16世纪的十字剑，长度有2米，就算是身高臂长的勇士也必须双手用力才能将它挥舞起来……哦，我的上帝！”
随行的普鲁士武官，一个老派的容克贵族如数家珍地介绍着这把装饰华丽的长剑，可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朱富贵身后的李老太监忽然伸手接了过来，然后以邓肯平地大风车的动作抡动了起来。
传说中需要双手持剑，并且要掌握腰马合一的发力技巧才能驾驭的十字长剑在老李手中仿佛董太师戏耍七星刀，安禄山抡起痒痒挠，显得轻松写意。
“老李，把礼物给人放下，你别贪玩！”
朱富贵呵斥了老李两句，然后转头抱歉地问道，“子爵阁下，你刚才说什么双手用力来着，我没有听清。”
普鲁士武官咽了口口水，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道：“没什么，没什么，陛下您喜欢就好……”
朱富贵确实挺喜欢这把剑的，看着挺喜庆。
传统上来说，中国人并不习惯在家中陈列凶器，不过我朝武德远迈汉唐，放点刀剑倒也正常。
只是这西洋剑多少差了点意思，朱富贵决定还是让老李把它丢进阁楼里去吃灰。
摘星台九十多米呢，阁楼不堆东西可惜了！
这种16世纪老爷剑挂到平台上拍卖，想必是一大笔收入。
不过朱富贵暂时不缺钱，所以先攒着，等到时候自己收到的礼物足够多了，开一个博物馆，把各国元首送给自己的礼物集中展示一下。
到时候，谁是抠逼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一目了然了。
得到一把花里胡哨的大宝剑，朱富贵自然也要回礼的。
作为中华天子，朱富贵赏赐蛮夷一向是很大度的。
先是见者有份，给来访的各位容克老爷们赏赐了雕花锡铅铝合金的精美餐具各一套，罗气满满，令人梦回罗马。
又赠送给俾斯麦一幅从淘宝上50块钱买来的《虎啸山林图》，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这让众人顿时对大明的感官再上一个台阶。
无论是得到昂贵餐具的容克老爷们，还是得到墨宝的俾斯麦，对于礼物都非常喜欢。
尤其是俾斯麦，惊叹于中华传统艺术天马行空的表现张力，比奥地利美术学院中的一众藏品更有魅力。
除此之外，身为东道主，朱富贵还给威廉老弟准备了一件正儿八经的好东西。
一部原版的幸福1型照相机。
目前普鲁士市面上能买到的明制照相机其实都是大明仿制的，原型是新中国1956年4月18日成立的国营天津相机厂生产的“幸福1型”。
而“幸福1型”则是时任厂长刘东林根据德国杰维尔（JUWEL）相机仿制的。
于是，跨时空的出口转内销在普鲁士上演了。
不过就像是大明陆军装甲部队，尤其是坦克和其他作战用车用的发动机都是从后世原装进口，而旭日牌汽车、苏师傅牌农机等民用产品上的发动机，全部是大明自行研制或者仿制的一样。
大明自己的皇家御用媒体战士、部队侦查员、秘密特工等使用的照相机，也都是清一色后世原装进口的。
而卖给民间及出口创汇的，则都是大明自己生产的照相机。
两者的可靠性、成像性、精度，都不可同日而语。
这次朱富贵之所以要送威廉老弟一部照相机，是因为朱富贵知道威廉老弟是个极其闷骚的人。
一个执意要在巴黎凡尔赛宫加冕，用德意志百年国运给自己装逼的家伙，能不闷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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