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是谁，却都没有摸到那层窗户纸。
直到姜星火的话音落下。
“知行合一。”
姜星火的话语，仿佛是一缕清凉的风，拂过了众人的心头，又仿佛是重云乍开了一条缝隙，漫天的金光垂落下来。
郑汉卿猛地睁大了眼睛，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好像遇上了什么了不得的、足以载入史册的重大时刻！
何书良手里的毛笔，更是干脆“啪嗒”一声落在了地上。
就连叶宗行这种对理学其实不太感兴趣，反而更热衷于水利工程的秀才，也是登时有些坐立不安了起来。
原因无他，这四个字对于这些士子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至理的极度美感，就仿佛是完美的欧拉公式对于数学生的杀伤力一样。
“知行合一……知行合一……”
黄子威干脆站了起来，一边踱步，一边思考，结合着这些日子他跟姜星火在乡下的所见所闻，越念叨越觉得自己悟透了什么。
不顾众人各异的反应，姜星火继续说道。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难，怎么做呢？”
“可以理解为，我们在行动之前，首先在我们思维层面上进行预演，同时对认识预演的结果进行预判，如果可行然后再付诸实践，在实践中验证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认知。”
“也就是说，我们先琢磨一件事能不能成功，然后再去做，做了（调查）再回过头来判断到底能不能成。”
“这里便是说，承认实践是判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否符合真理的基础，其判断依据是只有在各种实践过程中，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认识才能被证实，这种认识其之所以能实现的前提，是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也就是致良知要合乎于天道。”
工部的水利专家孙坤忽然出声道：
“那如果知行不能合一，又该如何？”
姜星火被打断了，但却显得很高兴：“你举个例子，道理存在于事物中嘛。”
孙坤想了想，倒也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只提了自己的本行。
“譬如我们现在计划江南治水是‘知’的第一步，也就是在思维层面预演，是要在下游开吴淞江、黄浦江、浏河，北开七鸦、白茆诸浦等；要修塘浦纵横贯通，形成河网化水道，以调节水流；还要内修围岸，构成圩田，控制排灌；最后要于塘浦入江海之口建闸，以引江水、拦潮水，防止泥沙，利于排泄……可这一切，都是咱们在思维，在地图上做的，如果说实地考察发现不可行，那么又是个什么说法呢？按您说的，这该是指导实践的！”
“这边是说，如若未能实现‘知’，也就是思维中所预期的结果，知行不能合一，那么则只能修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变失败为胜利。”
姜星火复又强调了一遍。
“实践是一切认识的基础，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观点都是不对的……‘知’离不开‘行’的，认识深化所得的理论是否为真理，不依本体，也就是自己心觉得如何，只依据实践的结果如何来判定。”
姜星火的话说完了，现场却久久无人出声。
所有人都在认真地思索姜星火今日所传授的这一套与程朱理学完全不同，但又确实有发人深省的认知论，越思索，越觉得神妙。
朱熹对于工夫论里面的认知论，只是根据他那套理气论的“所以然，所当然”阐述到了“敬与集义”，算是对二程理论边界的拓展。
从朱熹以后，理学的工夫论，可谓是再无寸进。
若是姜星火没有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得等过几十年，才会由湛若水进行下一步的理论推进，然后由王阳明集大成，用这套东西成为儒家最后一位圣人。
但今日姜星火，却是直接把理学的学术边界，继太平街以矛盾解太极，突破理气论的桎梏后，又一次极大地推进了……如果这还算是理学，而不是披着一张随时可以撕下来的理学皮的‘科学’的话。
这种程度的理论突破，眼下或许他们即便朦朦胧胧地意识发生了什么，可还没有真的立竿见影地看到反应。
所以，反响还不够激烈。
但一旦今日姜星火关于工夫论里面认知论的新突破公诸于世，那么整个大明学术界，都将掀起一阵海啸般的巨震！
跟之前一样，一定会有很多名师宿儒不认同姜星火的理论，但是这不重要。
不管他们认不认同，他们都得承认一件事，那就是姜星火确确实实给理学的理论边界，做出了新的突破，而这种突破，或许别人觉得对，也或许觉得不对，可只要争议起来了，有人信这套东西，那么对于姜星火来说，就是极大地胜利！
要知道，姜星火缝合的这套东西，可不是为了真的当什么“一代儒宗”。
姜星火从始至终，目的都只有一个，解锢思想！
欧洲是怎么从宗教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
当然不是直接上科学、自由、民主、平等这些东西。
而是先出现了宗教变革，有了新教，尤其是其中“路德宗”的出现，方才打破了天主教教廷对西欧人民的思想禁锢。
在大明，上帝就是孔孟，天主教就是程朱理学。
做梦的时候，姜星火当然梦到过自己祭出科学大旗，来几次当众实验，整个大明就改信仰了。
但梦醒了，擦擦口水，还得面对现实。
这就是‘知’与‘行’不合一的最好体现，想得挺美，实际做不到。
在这个理学统治百姓思想的时代，直接拿着科学去跟理学对抗，哪怕有着皇帝的支持，成功概率不说为零吧，大概也是无限趋近。
而且你要敢在思想领域公然树立一个跟理学对抗的派别，那么变法也别搞了，全天下读书人都会马上变成你的敌人。
解锢思想本来的目的是帮助变法，帮助点化和改变制造力，这下倒好，举世皆敌，点化和改变制造力的难度直接拉满……因为你是思想上的异端，所以你的一切行动都会被人所反对。
所以，姜星火才找到了这样一个办法。
打败天主教的，是新教。
能打败程朱理学的，自然是改造了一部分陆王心学认知论为己用的‘科学’。
“今日听国师讲道，深感过去数十年，活的浑浑噩噩，全然不知如何做人做事，直到此时，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方才有了新的信念。”
开口的非是旁人，正是叶宗行叶秀才。
越接近姜星火，这位黑瘦秀才，就越为姜星火的学识、能力、品格所折服，直到今日，更是拨云见日一般领悟了一番人生真谛。
故此，叶宗行诚恳地请求道：“不知国师可否给我改个字，便是以知行合一的‘知行’来用。”
“叶宗行，字知行……自然可以！”
姜星火怔了怔，却是答应了下来。
在场的其余官吏、士子，也是纷纷和善地笑了起来，这倒是一段士林佳话。
更有不少士子，请求姜星火给他们的笔记留个名字作为真迹，姜星火也一一允诺了。
毫无疑问，在场的士子，哪怕有极小部分，心里其实不认同姜星火今日提出的新理论，但也都乐得凑上来给自己脸上贴金。
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在士林里，不怕别人质疑，怕的是压根没人质疑。
姜星火当然清楚他们的想法，不过对于姜星火而言，这些今日听了他讲道的人，便是相当于他对外界舆论的一张张嘴，会主动替他发声，宣传他的新理论，而后面对别人的反驳，既然是已经参与其中，也会替姜星火去辩论，这正是在舆论场上相对势单力孤的姜星火所急需的。
一场新理论的讲道，就这么在皆大欢喜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
然而，然而……
人生哪有这么波澜不惊毫无转折，让姜星火在这里传道受业岁月静好的？
就在士子们打算七嘴八舌地聚在一起商量，在讨论派谁来说出他们的诉求时，一个意想不到人物抵达了此处，让一切预定好的计划戛然而止。
许久不见的户部尚书夏原吉，风尘仆仆地亲自来到了此地。
这是极不寻常的举动，一部尚书，还是户部尚书，用日理万机来形容绝不夸张，怎么可能还跟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一样，亲自跑来江南？
把姜星火单独拉出去以后，夏原吉直接开口道：“姜师，出事了，李至刚被下狱、纪纲被停职思过。”
姜星火的眉梢的皮肉跳了跳，没先问是什么事情，而是问道：“那为什么是你亲自来？”
“我是奉旨来接替你的。”
第三百六十七章 风暴
礼部尚书李至刚确实出事了，而且出的是大事。
能让堂堂一部尚书，这种中枢顶级大佬被送进诏狱，事情当然不简单。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由夏原吉给姜星火细细讲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利害纠葛，让姜星火都有些为之侧目……最要紧的是，这件事究其根本其实跟姜星火是脱不开干系的。
李至刚这上半年本来还是很风光的，因为如之前所述，他接了个大活——操办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忌辰。
这是永乐元年最重要的庙堂活动，没有之一。
李至刚若是安心去办这件事，没人敢动他，但偏偏所有人都知道，李尚书是个不太能闲得住的人，对其他事情，哪怕跟他的本职工作无关，他也得发表点意见。
大佬也是人，说的通俗点，李尚书比较喜欢蹭热度显自己。
显然李尚书完全没有汲取洪武朝、建文朝两次入狱的经验教训，在尝到提议将北平府改为北京顺天府的甜头后，又开始故态萌发揣测上意了起来。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姜星火当初关于“舆战三策”的后续，也就是永乐帝试图以御史来钳制言路，为变法革新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永乐帝座下有一鹰一犬，这里面的“鹰”，也就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瑛，自然是干这件事最好用的工具人。
陈瑛刚提了左副都御史，手下缺兵少将，正好最近在国师祈雨过后，国子监里面舆论分为了不同的几个派别，吵得还挺凶，于是他向永乐帝请命，从国子监里挑点人来做御史，充当马前卒。
对于这种事，永乐帝自无不可。
陈瑛选了监生孔复、杨钝、张文明、李时秀、蒋彦禄、欧彦贵、何器、刘先等八人，直接提拔为为监察御史，然后又凑了原有的八个御史，把两京十四布政使司（建文四年拆分新增了黄淮布政使司）的人手凑够了，命手下的监察御史们分别前往巡视，重点监控舆论。
永乐帝很重视这件事，因为自从找一堆宿儒修了《永乐大典》/《大明百科全书》以后，骂他的人明显少了，所以本着让所有喷子都闭嘴的念想，朱棣亲自见了这些即将被派出去监控舆论的御史们。
陛辞的时候，朱棣说的挺情真意切的：“朕乃君父，百姓皆是赤子，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备之衣，先饥而备之食，适其温饱之宜，避温就燥以处之，无所不尽其心，人主为民，父母理亦当然。朕居深宫，一饮一食未尝不念及军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尔等为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访，但有有司不言者，悉具奏来，军民之间，何利当兴，何弊当革者，亦悉以闻。”
事情到目前为止，尚未失控，最多是国子监的监生们，看到陈瑛提拔的都是支持变法的同学，心里有些忿忿不平，说些怪话罢了，也倒也没什么……眼红嫉妒别人的崛起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原本大家都是同学，凭什么你一飞冲天直接进都察院当官，从此以后在内居家是娇妻美妾享受自在、在外出巡是仪仗开道威风凛凛？
但是这时候李尚书坐不住了。
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家的他，某天晚上仍不忘喝点小酒，然后挑灯夜战挥毫泼墨，写了一封二百五十五个字的小作文蹭热度。
“论道经邦，必求贤才，兴利除害，必开言路，昔高皇帝励精图治，听纳无遗，三十年间，化行俗美，皇上即位以来，悉遵成宪，广开言路，博采群谋，凡有可行，无不听纳。
然无知小人，往往假此为名，或搜求细事，钳制诸司，或怀挟私譬，陷害良善，或妄称奏诉，躲避差摇，或驰骋小才，希求进用，甚者无稽泛言，烦渎圣德，虽称兴利除害，其实假公营私。
诚宜榜示天下，果有益国便民之事，虽百工技艺之人，皆许具实陈奏，若官吏人等贪污、颠倒曲直、酷虐良善，及婚姻、田土、军役等事，必命自下而上陈告，若有假以实封建言，暮越上司，径赴朝廷干冒者，治以重罪。”
——这下坏了！犯众怒了！
李尚书本来是想蹭个热度，结果开团冲的太猛，把自己陷进去了，回头一看，队友一个敢跟的都没有。
就是陈瑛这般如张汤、主父偃一般古之酷吏的人物，可都不敢公然说要给“假公营私的谏言”的人治罪！
这是古代宦场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因为“为国为民的谏言”和“假公营私的谏言”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李至刚喝醉的时候想的很好，但实际根本不可能，很容易就会导致一旦有政争发生，那么所有人都被扣上“假公营私的谏言”的帽子。
这样一来，谁还敢进谏？可不让官员进谏，那就是剥夺了官员的话语权！
而联想到眼下姜星火在江南做的势头凶猛的变法浪潮，再结合永乐帝派出御史巡视两京十四布政使司的举动，官员们自然而然地会考虑，这是不是永乐帝授意李至刚上书的？是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连任何意见都不能正常表达了？
李至刚酒后写的这封奏疏，无疑是破坏了庙堂游戏规则的冒失举动，而且马上就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既包括对他本人，也包括对于变法。
保守派的反击很快就到了。
都察院不是左副都御史陈瑛一个人的天下，相反，在都察院里，有着另一股足以跟他抗衡的势力，领头者就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信。
黄信，江西彭泽人，洪武朝由太学生任御史，然后在都察院系统里埋头苦干多年，建文朝升任右副都御史，如果陈瑛不空降，想来是该黄信提拔成左副都御史的。
其实看看简历都知道，江西人，右副都御史，跟陈瑛不对付，反对变法。
这可是明初，“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这十个字都说烂了。
当这些要素凑齐了以后，他到底代表什么阶层来发声，一目了然……自然是在江南士绅被姜星火严重打击后，马上在变法规模扩大后，就会面临利益受损的江西籍贯地主阶层，以及大部分江南士绅联手进行的反弹。
当然了，黄信也不是傻子，他既然觉得有可能这件事是永乐帝授意李至刚干的，那肯定不能直接上书对喷，那相当于梗着脖子上去给朱棣砍，还是要讲究点斗争策略的。
于是，黄信让手下河南籍的御史提了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位于河南布政使司的殷商太师比干墓及祠堂坍坏了一部分，但当地官府久久没有修理，请朝廷催促一下，让他们按照‘摊役入亩’的规定，出点钱雇人修一修。
遇到困难地方解决不了，就托人找关系，找京中老乡帮忙发声让朝廷重视、督促一下，这种事在明代的庙堂里，非常非常的常见，压根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
而且如果稍稍换位思考一下，地方官府不修也有不修的道理，之前便说过，中原腹地刚刚遭受了四年靖难战争的摧残，现在正忙于重建，活人住的地方都修不过来呢，哪有人力物力给死了数千年的比干太师修墓修祠堂？
而且从另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河南布政使司财政的紧张情况，之前在朱元璋的墓前，朱棣跟周王交谈，事实上已经反映了，就算是周王复国重新在开封修王府这种大事，还是得皇帝亲自过问，河南布政使司才能抠抠搜搜地拨出两万石做额外补贴，两万石什么概念？当初姜星火在常州扮作粮食商人暗访，人家一家米耗子米店的存货都不止两万石！
……所以说眼下的河南布政使司的钱袋子已经是捉襟见肘，丝毫不夸张。
这封奏折，内阁经手的杨士奇、黄淮等人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大皇子朱高炽审阅的时候也没注意到有什么异常，到了永乐帝那里，朱棣自然是扫一眼就过去了。
“屁大点事，别浪费朕的时间，交给河南布政使司找人随便修一修。”朱棣当时大约是这么想的。
至此，黄信安排这位河南籍御史要走的全部流程已经走完了，接下来就是静等结果。
很快结果就出来了，河南布政使司哭穷，修不了。
在非原则性的小事上，大明地方的各布政使司，并非是朝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相反，互相踢蹴鞠才是常态……当然了，如果皇帝龙颜一怒了，那肯定还得乖乖干。
但是皇帝没那么容易生气，大部分事情也不是皇帝非要布政使司干，皇帝只是承担了中转的作用，把其他部寺或地方的请求通过圣旨等形式转达给布政使司，事情往往跟皇帝一文铜板的关系都没有。
修比干墓这种事情一看就不是皇帝授意的，河南布政使司的官员们当然能推则推。